我几岁的时候，我的家人帮我找“先生”算过命。先生说，我以后读书不错，而且很能写，是坐办公室的。我母亲还算高兴，因为她认为，“坐办公室”意味着不用从事什么辛苦的工作。至于其他，先生并没有说太多，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我再长大一些的时候，家人还想找先生“算准”一点，但先生已经去世了。
我记得当时自己问我家人，那位先生没有说其他的吗?我母亲说，小孩子，人家都不说那么多的，也算不了那么多，能算出这些算不错了。
现在我已有了一定年龄，有时我会想为什么当时那位先生没有算那么多，抛开费用等因素，我觉得很多事情可能是“算不到”的或者暂时“算不到”的，“算”亦有道，对于命数可能会发生很多变化的小孩子，只说自己能够确定的或者基本能够确定的，不说其他的，或许也是一种“职业道德”。
在执业过程中，我遇到个别要合八字的家属，广东某地区的人最喜欢合八字(我不说是哪个地区你们也应该知道)。他们至少会问律师的出生年份，然后如果是看起来“旺”当事人的，就会考虑;如果看起来不“旺”当事人甚至相克的，就不会考虑。
但客观地说，即便真的那么相信玄学，其实只看年份也完全不准。而律师一般不会把自己的八字全部报出。
另外，有些人认为，即便是同样的八字，在一个时辰的上中下三个时间段，命数也会有所不同，命理甚至可以细致到某一刻。而有人认为，出生的地点也会影响，幼时看一部香港电影，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几乎同时出生，结果在厨房出生的那个孩子运气很好，原因是孩子属鼠，厨房就是很适合“鼠”生存的。
还有些人认为，即便是同样的八字，也有格局之分，譬如传言朱元璋登基后曾经到处去找八字和自己一样的人，原因是他认为自己这个八字是“皇帝命”，如果还有一样的八字，那么其他和自己一样八字的人也是“皇帝命”，有可能推翻自己的统治。后来手下抓来一个八字和朱元璋一样的蜂农，朱元璋看着这个平平无奇的老人，就问他以何为生。蜂农说自己是养蜂的，目前有十三巢的蜜蜂可以采蜜，以此养家糊口。朱元璋听了之后，恍然大悟，这个蜂农养蜂十三巢，跟自己管理国家十三个省的布政司获取税收正好一样。看来即便是八字一样，格局也不同，便放这个人回家了。
有些同行有时会抱怨，说当事人或家属经常会问“人能不能放出来啊”、什么时候能放出来啊”之类的问题，自己是律师不是“法师”，要一个准确的结果是做不到的，而且如果给出不负责任的推测，也不符合自己的职业道德。每当听到这种抱怨时，我脑海里都会浮现出当年那个先生的话，我会认为，律师当然不能不负责任地推测，但律师有责任对案件进行一定的预判，而且要尽可能地符合客观实际。因为某种意义上，律师对案件的分析能力和“掌控”能力，就是律师专业能力的体现。譬如，在什么情况下人能放出来，什么情况下不能，什么时候比较容易放出来，为了符合条件，律师和家属可以做哪些事，其中有哪些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哪些比较难做到，如果做不到有没有补救措施，时间上是否来得及，等等。
当然，对于不清楚的领域或者暂时判断不了的问题，可以小心查询、求证，但不妄言。
另外，有一个笑话大家可能也都听过。一个人去算命，算命的说你28岁会结婚。然后这个人说：“你这个骗子，我今年都30岁了，还没结婚呢。”算命的问：“你什么学历?”年轻人回答：“博士。”算命的就说：“难怪了，年轻人，知识改变命运啊。”
“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固然不错，但站在我的角度，我会觉得这个算命先生不算特别专业，客观来说算命的其实不太容易算出谁会在哪个年份一定是结婚的，尤其是现在，中高等教育的日益普遍化、社会的发展、高新技术的兴起可能会改变一个人的发展路径，所以，为求稳妥，他可以说“你在28岁那年婚运比较好，比较容易结婚”，而一般不能说“你28岁会结婚”。因为“凡事无绝对”，这一点，整天跟“命运”打交道的人也应当清楚。
作为律师，我们也一定要把握好一点，就是“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辩证关系。有些事情是绝对的，但超出了一定的范围，又是相对的。这种辩证关系，必须要和当事人以及家属解释清楚，以免发生误判或看似“误判”的窘况，也损伤当事人或家属的知情权和合理信赖。
而正如“有婚运”不等于“会结婚”，“有机会”不代表“一定会是这种结果”，当事人和家属也要非常清楚这中间的区别。当然，努力不一定会赢，不努力基本是输。正如有婚运的人，不出去走动，完全不认识人，是结不了婚的;有机会被取保/被不起诉的人，不努力辩护，也是收获不太符合自己愿望的结果比较多。一方面认清客观现实，另一方面发挥主观能动性，才是面对刑案的最佳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