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6月8日，以色列国防军及情报部门完成了一次被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为“将载入史册”的行动，营救出4名在2023年10月7日的袭击中被劫持到加沙地带的人质。美国政府官员对媒体透露，驻以色列的美方人员也参与了这次行动。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媒体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中部包括努赛赖特难民营在内的多个地区，造成至少21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超过400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丹尼尔·哈加里则表示，这次行动造成巴勒斯坦方面的伤亡人数不超过100人。
对于这次营救人质行动，路透社援引对哈马斯官员的采访称，经过九个月的战斗解救四名人质“是失败而不是成功”。2023年10月7日的袭击中，被劫持到加沙地带的人质约为250名，其中超过100人在11月的短暂停火期间获释。而以色列军方共通过军事行动解救出7名人质，上一次成功的行动发生在今年2月。
另一方面，有3名人质在解救行动中被以军误杀，超过40名人质被推定死亡，大多数可能死于以军的空袭。以军称这是因为哈马斯故意将人质和平民放在一起。可以确定的是，内塔尼亚胡承诺将继续进行这类解救行动，无论代价多大，直到“将所有人质——无论生死——送回家”。
6月8日，以色列还进行了另一项重大军事行动：袭击北部邻国黎巴嫩境内，造成黎巴嫩政府军及联合国驻黎巴嫩部队基地附近发生森林大火。黎巴嫩官方通讯社称，以军使用了被国际法禁止的白磷弹。这预示着，在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和以色列军方进行了9个月的火箭弹与空袭交锋后，以色列政府做出的“升级北部战事”的决定已经开始实施。6月5日，以政府已将预备役征召上限从30万人增加到35万人。
6月8日，加沙地带，以色列袭击努赛赖特难民营后，留下一片废墟。图/视觉中国
为何以色列政府“偏爱”激进军事手段？在以色列资深外交官阿隆·莱尔看来，最关键的原因是，作为地区强国的以色列，长久以来的“基因”（DNA）就是高度军事自信、漠视国际压力，有时会忽视外交因素的重要性。此外，大多数以色列民众也依然支持战争。在此背景下，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哈莱维近日甚至表示，以军已经做好沿以黎边境发动大规模攻势的准备，不惧于开辟“第二战场”。
莱尔曾任以色列驻土耳其使团团长、以色列外交部发言人、首任以色列驻南非大使、以色列外交部总司长等职，也是以色列前总理巴拉克的外交政策顾问。本世纪初，他参与了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一系列谈判。
6月6日，莱尔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专访。他指出，以色列的“基因”意味着内塔尼亚胡政府不会轻易在国际压力下中止目前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但从长远来看，国际社会的和平努力，对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重回“两国方案”政治进程至关重要。
截至6月6日，193个联合国成员国中，144国承认巴勒斯坦，其中8国在2024年新承认巴勒斯坦；164国承认以色列，其中11国在2023年10月后和以色列断交或召回驻以大使。“想象一下，战争如果再进行一两年，在巴勒斯坦拉姆安拉的大使馆数量比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还多。”莱尔说，“到那时，美国和以色列将不得不接受（巴勒斯坦是一个国家）这个事实。”
图为阿隆·莱尔。受访者供图
以色列政府的逻辑是“重军事、轻外交”
中国新闻周刊：过去几周，国际社会明显加大了对以色列政府的压力，希望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你最近也在评论文章中提到，来自以色列盟友的压力增多，让以色列政府非常担忧。那么，以色列政府是否会考虑这些呼吁，改变在加沙地带的政策，比如停止对拉法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
莱尔：不同国际压力及其对以色列的影响，有很大的差异。首先，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袭击之前，以色列在巴以问题上长期无视国际压力。和现在相比，那时的国际压力本身也不多。以色列是地区强国、科技强国，大多数国家不愿意和以色列对抗。所以，以色列政府长期以来的DNA是，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而不考虑国际压力。这是一个前提。
过去6个月里，情况发生了变化。10月7日之后的最初两个月，我认为以色列的战争有其合理性，大多数压力发生在最近四个月。其中最关键的是，美国参与其中。唯一能真正迫使以色列政府改变行动的国家是美国。但我们看到，以色列只是部分回应了美国的压力。比如，美国政府要求我们提供更多人道主义援助，我们接受了；但美国政府要求我们停止战争，我们没有做。
这其中的原因是，首先，美国依然是以色列的盟友，美以有很多共同原则和共同利益。其次，美国即将举行选举，所以他们发出的政治信号是混乱的。一边是白宫推动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停火和释放人质的协议，另一边是美国国会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出席演讲。最后，最关键的是，当全世界都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成员国时，美国动用了否决权。美国是对以色列施加了很多压力，但在最重要的时刻，他们选择帮助以色列。
欧洲同样存在这种混乱。半个欧洲在批评（以色列），半个欧洲相对沉默。但不可否认的是，欧洲已经出现了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大趋势，过去一个月已经有4个欧洲国家迈出这一步。以色列政府反应强烈，称这是反犹主义。其反应激烈的原因是，内塔尼亚胡政府在过去10年一直向公众承诺“不会有一个巴勒斯坦国”“不会有‘两国方案’”，但现在，欧洲不会站在内塔尼亚胡一边。
我们可以特别关注一下7月即将举行的英国议会选举。目前民调显示工党获得压倒性的优势，而工党政府很可能承认巴勒斯坦国。这将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事件，因为英国是当年造成巴以“分治”的殖民国家。如果英国也承认巴勒斯坦，很可能有更多的国家跟进，包括法国，甚至包括德国。
总的来说，国际压力已经让以色列在国际社会中孤立。但我认为，这没有达到影响政府决策的地步，因为这些压力尚未影响到以色列的经济。目前，以色列货币坚挺，物资没有短缺。只要经济不崩溃，以色列社会就不会有强烈的反战意愿。
半个世纪前，我亲历了1973年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赎罪日战争。对以色列来说，那是一个艰难时期，人们充满担忧。而现在，以色列的社会情绪比那时更糟。但据我观察，大多数民众依然支持战争。公众希望看到人质被释放，但还有一些其他因素。首先是“复仇”，人们认为以色列在10月7日的袭击中被羞辱了；其次是“恐惧”，人们没有看到哈马斯被以色列国防军消灭，很多人担心哈马斯会卷土重来。
但当前的首要问题是，如今的以色列政府和总理，只处理“下一分钟”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内塔尼亚胡所说的核心只有一个意思，就是我们正处于战争中，让我先消灭哈马斯，然后我们再讨论“第二天的事”。以色列毕竟是一个小国，持续的战争和对抗最终会如何影响经济、影响生活，内塔尼亚胡政府似乎不曾考虑这个问题。
这显然是很大的错误，不仅被公众质疑，以色列军方及政府内部对此也很有意见。从外交角度说，这在国际上造成了一种印象，即以色列政府没有长期计划，根本不考虑和巴勒斯坦的未来，只知道战斗。
中国新闻周刊：这是否意味着，内坦尼亚胡政府无意达成停火和释放人质的协议？其支持者经常宣称，如果达成协议就不可能实现消灭哈马斯的目标。
莱尔：请注意以色列政府使用的“消灭”（eliminate）这个词。这意味着什么？我想这意味着内塔尼亚胡想要的是一场彻底的胜利。虽然他身边的人都在劝说“不存在彻底消灭哈马斯的可能”，但这是他政治续命的唯一机会。因为有一点是明确的：他的政府要为10月7日的失败负责。他想通过所谓“消灭”恢复自己的政治前途。
事实上，在军事和情报等领域，以色列有很多办法可以防止另一个10月7日式的事件发生，但如果你问我，有没有办法彻底不让哈马斯或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对以色列发射火箭弹？我的回答是：不可能。100%的安全是不存在的，100%的安全意味着你的对方是0%的安全，他们当然不可能接受。
内塔尼亚胡在这里犯下的关键错误是，他只关注“下一分钟”的事情，只关心军事，没有注意到外交、政治、全球局势的巨变。也许军事行动再持续一年，就可以让内塔尼亚胡宣称取得了“消灭哈马斯”的胜利，但这会对以色列造成什么影响？如果我们假设加沙地带的死亡人数还要翻倍，以色列会被国际社会如何孤立？我们还能在国际社会中继续生存吗？
这是6月8日在加沙地带中部努赛赖特难民营拍摄的在以军袭击中受损严重的房屋及车辆。
让我们回到一开始提到的DNA问题：以色列“成功”太久了，直到去年10月7日之前，我们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拥有强大的军队。我们过于自信，认为自己可以逃脱一切（国际压力）。“有朋友很好，没有也能应付。”这就是面对战争时，以色列内部出现决策关注点不平衡的原因。如果想实现长期和平，我们必须直面这个DNA问题。
重启“两国方案”的概率已是一半对一半
中国新闻周刊：如你所言，以色列政府在过去10年持续反对重启“两国方案”的谈判进程。“两国方案”提出已久，但至今未能实现。今年5月发布的《中法关于中东局势的联合声明》强调，应以决定性、不可逆方式重启政治进程，具体落实“两国方案”。未来，这种决定性进程重启的可能性有多大？
莱尔：如果你在2023年10月7日之前问我，我会回答，“两国方案”重启的可能性不到5%，甚至可以说几乎不可能重启。因为直到10月6日，巴勒斯坦问题都不是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在正常化，而且这种正常化不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为前提。
但现在你问我，我认为，目前重启“两国方案”的概率已经是一半对一半。巴勒斯坦问题成为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的焦点，亚洲、拉美、非洲、欧洲国家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是的，对于巴勒斯坦的联合国成员国资格，美国依然有否决权，但联合国安理会将持续审议这个问题，我不确定拜登政府是否敢于在未来半年内多次动用否决权。美国不再动用否决权的那天，就会是内塔尼亚胡的“投降日”。
如果拜登政府继续坚持否决权，也没关系，国际社会会绕开美国。想象一下，战争如果再进行一两年，整个国际社会（除了美国）都承认巴勒斯坦是一个国家，在拉姆安拉（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所在地）的大使馆数量比在特拉维夫（以色列政府所在地）的还多。到那时，美国和以色列将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
此外，“两国方案”的重启还和以色列国内执政联盟的变化有关。如果未来的总理选择和中间派而非极右翼结盟，中间派议员对“两国方案”持有积极态度。在以色列，人们也担心，用一种咄咄逼人、傲慢的态度对待邻居和国际社会，以色列还能走多远？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两国方案”政治进程重启，以色列方面可能会提出什么要求，以交换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国的承认？双方有没有可能先实现“互不承认但和平共处”？
莱尔：这取决于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国的承认进程。如果巴勒斯坦不是联合国成员国，或者说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的承认还是局部的。那么，以色列政府很可能表示，我们希望在实力的基础上达成协议。换言之，以色列是强者，巴勒斯坦是弱者。我们可以谈判，可以一起合影，但你只能得到与你的实力相匹配的那一部分权益。这种模式永远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巴勒斯坦人不会同意。
如果巴勒斯坦作为一个联合国成员国走上谈判桌，以色列应对的态度会非常不同。目前，我们只能期待未来的以色列政府会在国际环境变化的情况下采取不同的谈判策略，但当下还很难想象这种场景。
你提到“互不承认但和平共处”，这是一个有趣的观点，以色列周边就有这种案例。问题在于，“互不承认但和平共处”的前提是我们双方之间有明确的边界。这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是难以实现的。关键因素是以色列定居点，约65万定居者目前生活在巴勒斯坦人中间。他们充满野心，一直在扩张土地、引发冲突。只要定居点存在，冲突就是难以避免的。
坦率地说，当前的情况非常令人沮丧，我们看不到未来。但对国际社会而言，认识到以色列政府的意图是非常重要的，推动巴勒斯坦的国际承认进程，将有利于实现“两国方案”政治进程的重启。
记者：曹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