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有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想法，再扩大一点，通过北京到东京。”
1963年11月2日下午，毛泽东在上海会见来访的法国议员、前总理埃德加·富尔及夫人时笑着说。
富尔也笑着说：“这是个好意见。”
富尔的一个更重要身份，是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私人代表。他是代表戴高乐，前来试探中国对两国建交的态度的。
双方都很清楚，时间已来到一个重大历史节点，就看能否把握得住了。双方都在互相试探和暗暗发力，火候多一点则过，少一点又不足。
云淡风轻之下，风雷之声隐隐。一场“外交核爆”即将引燃。
图为中法国旗/视觉中国
不请自来的客人
“富尔‘送上门’来了！”
1963年8月21日清晨，外交部法国科负责人张锡昌收到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发来的急电后，不禁脱口而出。
急电中说，正在瑞士达沃斯休假的富尔8月20日来伯尔尼会见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提出了访华请求。
张锡昌对富尔并不陌生。富尔曾两度担任法国总理，还担任过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等职。1957年，卸任法国总理的富尔应邀第一次访华，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接见，张锡昌参与了接待。
时隔6年，富尔再次提出访华。他表示，此行纯系私人性质，不负有任何官方使命，但明确提出希望会见中国领导人，就国际形势和两国关系交换看法。
富尔为何此时突然主动提出访华？这得从戴高乐1958年当选法国总统重返政坛说起。
戴高乐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有意开启中法关系正常化进程，但当时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仍在继续，法国希望中国停止对阿尔及利亚人的支持。陈毅代表中国政府回答：我们对中法建交可以等待，但我们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支持将一直持续到他们的独立斗争取得最后胜利为止。
1962年2月，战争结束，阿尔及利亚获得独立。双方关系的一个主要障碍扫清了。6月，外交部向中央建议，邀请一位法国政界人物来华访问，并提出两名人选，其中之一就是富尔。属意富尔，是因为他是铁杆“戴高乐派”人物，一位在野又通天的人物，且对华友好。这个建议当时没有被采纳。
戴高乐多次公开表示，不做美国的“卫星国”。进入1963年，法美矛盾空前激化。这年年初，戴高乐否决了英国加入欧洲六国共同市场的申请，认为英国是美国的“推销员”和“特洛伊木马”，会损害欧洲利益。
这年2月，中国外交部再次建议邀请富尔等政界人物访华。周恩来批示：“此事须看对方有无要求或暗示，不要强求。”
形势的发展终于促使戴高乐采取行动了。
随着越南战争逐渐升级，戴高乐公开表示不同意美国的做法，主张越南实现南北统一和中立化。1963年8月5日，美国、英国和苏联在莫斯科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法国希望发展自己独立的核打击力量，拒绝签署该条约。法美关系几乎到了破裂的边缘。
同时，戴高乐注意到，这年7月，中苏开始公开论战，中方发表了重磅文章回击苏联的攻击（即“九评”的第一评）。他确定，中苏并非铁板一块，中国是国际关系中一支独立的重要力量。
《戴高乐传》的作者布莱恩·克罗泽写道：戴高乐对意识形态不感兴趣，几乎达到视而不见的程度。他认为，国家之间的关系决定于国家的利益，而不决定于意识形态。
8月上旬起，戴高乐数次召见富尔，探讨与中国发展关系问题。也因此，富尔在这时突然登了中国驻瑞士大使馆的门。
8月24日，外交部在拟邀请富尔访华的请示报告中判断：“富尔主动提出访华，有可能是戴高乐授意，来摸一下我们的底细。”
经周恩来批示，张锡昌草拟复电，同意邀请富尔10月下旬访华。同上次一样，仍由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出面邀请，以与访问的民间性质相适应。
经双方商量，访华时间定在10月21日。
动身前，富尔再次来到中国驻瑞士大使馆，特意说明，自己不久前去见了戴高乐将军，携有他致中国领导人的亲笔信，“此行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戴高乐”。
这意外的信息，使富尔此行变得微妙起来。他究竟负有何种使命？一时间尚难以判定。
谈判突破
为了掩人耳目，富尔偕夫人先去了柬埔寨，又在香港地区停留了两日。10月21日中午，富尔夫妇离开香港，前往深圳罗湖桥。
在罗湖桥迎接他们的是张锡昌和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秘书长吴晓达。两人还担负着一个任务：尽快摸清富尔此行的真实意图，以便中方有所安排和准备。
富尔明确告知，他这次对外是私人访问，对内则是受戴高乐委托，前来与中国领导人商谈法中关系正常化，希望尽早会见中国领导人。
张锡昌汇报后，中方当即决定，按高规格接待。
富尔夫妇从深圳去广州，坐的是专门调拨的一节专列。抵京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夫妇等到机场迎接。他们被安排住进钓鱼台国宾馆，而不是上次的北京饭店。
这种礼遇，让富尔感觉到中国政府对他此次访华以及改善中法关系的重视。他后来在呈送戴高乐的访华报告中，一开头就突出了这一点。
10月23日中午，周恩来在张奚若等陪同下，在中南海西花厅会见了富尔夫妇。富尔转交了戴高乐的亲笔信。
这封信可谓用心良苦。由于法国尚未承认中国，戴高乐不便直接给中国政府或中国领导人写信，信形式上是写给富尔的。信件并非正式授权书，只字未提委派富尔为特使或授权富尔谈判建交，但显示出富尔是代表他来会谈的，他非常重视中法关系。这种安排可以视为一种注脚，体现了富尔行前戴高乐定下的谈判基调：“严格说来，我们无求于人。”
富尔转达了戴高乐改善法中关系的愿望，同时也表示想了解中国对法国既往北京派遣大使又在台北保留“代办”或者低一级“外交官员”持什么态度。周恩来明确表达了反对“两个中国”的坚定立场，希望法方不要有误解。
在之后的谈判中，富尔提出了三种建交方案。第一种方案是，双方立即无条件建交，互换大使。第二种方案是，法国完全与台湾断交，但戴高乐目前还没有决心这样做。第三种方案是，延缓建交，先发展多方面关系，以便慢慢促使蒋介石“断交”。
中方也提出了三种方案，即全建交、半建交（即比照中国与英国、荷兰的关系，只相互承认，不正式建交）和暂缓建交，并指出，中方希望是第一种方案，第二种方案双方都不愉快，与其第二种，不如第三种。
双方进行了多轮谈判。富尔虽然一再强调戴高乐不支持“两个中国”，但又坚持无条件建交的立场，不愿意承担主动与台湾断交的义务。谈判陷入僵局。
30日晚，周恩来致电在上海的毛泽东，毛泽东决定让周恩来等陪同富尔来上海。
11月1日下午，毛泽东在上海召集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陈毅出席。会上周恩来汇报了与富尔的谈判情况和在京常委的意见，认为法国的第一方案中方难以接受，第二方案法国有困难，看样子只能考虑第三方案，即延缓建交了。毛泽东认为，现在双方都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愿望，提出新的直接建交方案比较适宜。大家都同意这个意见。
1日当晚，周恩来、陈毅在上海和平饭店与富尔继续谈判。周恩来说，关于台湾问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认为台湾“地位未定”，这就不是小问题，会引导到“两个中国”的道路上去；一种是作为一个复杂问题，双方互设有机构，为了摆脱这种关系，需要通过一些手续，这不是大问题。富尔肯定，法国的问题属于后者。
周恩来提出了中方的新方案。第一步，法国政府正式照会中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议法中立即建交，互换大使；第二步，中国政府复照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欢迎法国来照，愿意立即建交，互换大使；第三步，双方同时发表照会，立即建馆，互换大使。同时，双方共同确认三点默契：第一，法国政府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不再承认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第二，法国支持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地位，不再支持所谓“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第三，中法建交后，在台湾撤回它驻法国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的情况下，法国也相应地撤回它驻在台湾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
富尔听后愁容顿消，表示这一方案是合情合理，可以接受的。
谈判在新方案基础上顺利进行，周恩来和富尔反复推敲措辞。富尔提出删去“不再承认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因为这个提法意味着法国需要通知对方，这样又不是“无条件”了。双方经过协商，把这一句改为了“这就自动地包含着这个资格不再属于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
经毛泽东批示，11月2日，中方以《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形式向富尔提供了建交方案的书面定稿，周恩来和富尔分别签字。富尔同时申明，他的签字是非正式的，有待戴高乐做出正式决定。
1963年10月，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会见戴高乐将军的代表、法国前总理富尔及夫人，商谈两国建交问题
“爆炸了一颗政治炸弹”
富尔访问期间，关于法国打算承认中国的猜测开始流传开来。敏感的记者写道：“前总理并没有被赋与任何正式使命，但是，他也不是去北京游山玩景的。”
法国官员们一概加以否认，但法国总理蓬皮杜又意味深长地对记者说：“我们认为，中国存在着，不必装作它不存在。”
就在情况不明朗之时，一件举世震惊的事突然发生。11月22日，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
这时候，人们不约而同把目光投向了戴高乐。英国《泰晤士报》称，戴高乐在西方舞台上的地位和影响无可否认地加强了。《卫报》则称：“肯尼迪总统之死可能是戴高乐将军的一个机会，这一点正在成为西方外交界人士最关心的事情。”
12月12日，经戴高乐同意，法国外长德姆维尔委派他的亲信、外交部欧洲司司长雅克·德博马歇前往瑞士伯尔尼，同中国大使李清泉就建交具体事宜正式谈判。德博马歇说，就连法国驻瑞士大使都不清楚他此行的真实目的。戴高乐给他的指示是：建交程序愈简单愈好。
在谈判中，德博马歇提出，把确认两国建交的方式由互换照会改为发表联合公报或各自发表内容相同的公报。法方的意图在于，避免先行一步，从而给人在建交问题上有求于中方的印象。
当时，周恩来和陈毅正在非洲访问，李清泉前往阿尔及尔向周恩来当面请示汇报，周恩来指示：在实质问题上坚持原则，毫不含糊；在程序和方式问题上，可以变通处理。
1964年1月初，德博马歇前往伯尔尼继续会谈。中方表示，为了照顾法方的意愿，可以采取联合公报的形式宣布建交，但公报中应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作为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的措辞。法方表示接受这一措辞有困难，强调方式愈简单愈好。中方表示，如果法国政府实质上不支持制造“两个中国”的立场，而只是认为接受这一措辞有困难，中方可删去这一句，但将在联合公报公布后发表单方面声明加以说明，法方以默认方式加以确认。
在互换大使的时间问题上，戴高乐担心，如果台湾不主动断交导致中方不派大使，将使他在外交和政治上陷于被动，因此法方强烈要求将“立即建交，互换大使”改为“三个月内互换大使”，后又改为“三个月内任命大使”。
最后，中法双方对公报措辞达成了一致。
这期间，戴高乐一一征求了内阁部长的意见，大多数部长都表示赞同。1月8日，法国内阁会议正式通过了与中国建交的决议。
当晚，富尔接受了法新社和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采访。他说，自己主张法国同中国恢复外交关系，而且是立即恢复。他还说，美国对亚洲政策现在处于一条死胡同中，法国采取行动将会使这个问题“解冻”。
有媒体披露，富尔发表这篇谈话前是给戴高乐看过的。人们猜测，这是试探国际反应的探空气球，中法建交只是时间问题了。
1月15日，法国驻美国大使阿尔芳奉命通知美国国务院，法国内阁已决定同中国建交。美国政府照会法国提出抗议，称这样的决定应该在盟国之间进行磋商而不只是通知。法国政府以一封迅速而冰冷的复照予以驳回。两封照会都没有发表。
美派出官员火速赴台，劝告台湾方面“坐着别动”，打消耗战。台湾“立法院外交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一派主张立即同法国断绝关系，另一派则主张坚持不动，双方争执不下。
美国《时代周刊》称，戴高乐总统爆炸了一颗政治炸弹，它的威力从台湾海峡散布到华盛顿的朦胧的海底，“美国决策者爆跳得像在热炉子上的玉米花”。著名记者李普曼则撰文说，应该把眼光看得远一点，法国正在以一个大国的地位重新进入远东。如果我们是聪明的，我们就应该欢迎它。美国的地位已使其对有不同意见和不是齐步走的任何国家抱着“神经质的强权态度”，但是战后时期正在远东结束，正如它已在欧洲结束一样。
1月25日，约翰逊总统召开了记者招待会。他说，全世界都对法国政府的行动感到非常关切，美国政府已经表明我们对这件事有一些看法，但这是由法国政府决定的事情。约翰逊后来在回忆录中说，他早就决定，对付戴高乐强烈的民族主义的唯一方法是克制和忍耐。
1月27日北京时间19点（巴黎时间中午12点），中法同时在北京和巴黎发布建交联合公报。公报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这是新中国外交史上内容最简洁、措辞最独特的建交公报。
第二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按既定步骤发表了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作为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谈判并且达成两国建交协议的。”
在法国政府的要求下，为了尽快“驱蒋”，中国政府派出驻法代办宋之光率建馆先遣人员赴法。2月10日，法国政府正式通知台湾当局，北京外交人员即将到达巴黎，台湾代表机构将失去存在理由。台湾当局只得在同一天宣布同法国断交，并撤销其驻巴黎的“外交”代表机构。法国政府宣布相应地撤回在台湾的外交代表机构和外交人员。
时任外交部副部长黄镇被任命为首任驻法大使，6月2日赴任。递交国书时，戴高乐没有按惯例让礼宾官员起草答词，而是亲自撰写。答词说，法中建交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特别是有助于世界和平，为此，法中两国必定能够而且应当相互理解和相互协调。
1964年6月，中国首任驻法国大使黄镇向戴高乐总统（中）递交国书后合影
最活跃的使馆
作为第一个与中国正式建交的西方大国，法国是中国开展对西方和非洲、拉美国家工作的重要基地，驻法大使的任务也不仅仅限于双边关系。在不长的时间里，中国大使馆就成了巴黎“最活跃的使馆”，黄镇成了“明星”大使。
每年的国庆招待会不得不分两场进行，共1600多人，场面之热闹在驻法使团中是少见的。黄镇要握手数千次，直至手关节肿痛。
1964年10月，中国向法国派出了第一批留学生，其中包括80名高中毕业生和18名进修生。这是中国首次向西方国家派出大批留学生。
建交第一年，两国贸易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法国成为中国在西欧国家中仅次于英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中国第一次从法国进口约100万吨粮食，冻猪肉也第一次打入法国市场。国内通过使馆购买了第一批约30台法国的阿尔斯通电力机车，这些电力机车后来奔驰在宝成线上。此外还购买了法国的云雀号直升机，引进了贝利埃重型卡车专利项目，购买了耀华号客货轮等。
1966年双方签订《中法航空协定》，巴黎至上海航线开通。这是中国与西方间第一条直达航线，对沟通中西交流起了重要作用。
黄镇最大的心愿是推动戴高乐访华。访华是戴高乐多年的夙愿，戴高乐夫人也曾说：“法国有句谚语，大意是说人在进天堂以前应该先到中国去看看。我们夫妇很愿意去。”
但这不是容易实现的事。当时法国在与中国进行高层互访上有一条原则，即要中国领导人先访法，以免造成法国有求于中国的印象。其具体想法是先邀请周恩来总理访法，戴高乐再访华。而中国当时与西方交往也坚持“彼先来我后往”的原则，希望先邀请蓬皮杜总理访华。
随后，中国开始了“文革”，1968年法国爆发了“五月风暴”，对两国关系造成冲击。好在双方虽出现过交涉、抗议等摩擦，终未酿成重大外交纠纷。低谷过后，两国都努力修复和发展关系。
1969年4月22日，戴高乐召见了即将赴任的法国新任驻中国大使马纳克，要他注意加强同中国的经济、文化联系，特别是政治合作，希望促成中国领导人访法。
遗憾的是，仅仅几天之后，戴高乐因在地区改革和参议院改革两个问题上的公民投票支持率不到半数，宣布辞职。
下台后，戴高乐访华愿望仍很强烈。1970年6月，他私下对友人表示，希望在有生之年会见毛泽东。
戴高乐当时正在撰写自己的《希望回忆录》，原打算写三卷，但第二卷没写完就于1970年11月9日突然病逝。原计划的最后一章“会晤毛泽东”，永远空缺了。
中国政府决定高规格悼念戴高乐。毛泽东、董必武和周恩来分别给戴高乐夫人和法国总理蓬皮杜发去唁电。毛泽东的唁电写道：惊悉夏尔·戴高乐将军不幸逝世，谨对他，反对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表示诚挚的悼念和敬意。
戴高乐早在1963年11月就说过：“一旦法中建交，很可能会有一连串的国家仿效法国。大家都想承认中国，甚至美国也不得不走这条路。”
他去世不久，这个愿景就实现了。中国迎来了与西方国家的建交高潮。许多国家都把与中国的建交接触和谈判地点选在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有十几个国家都是在这里谈判建交的。
1972年2月，约翰逊总统的继任者尼克松开启了访华的破冰之旅。尼克松承认，戴高乐在他实现对中国的政策转变上起了重大作用。
黄镇1964年上任驻法大使时，戴高乐曾对他预言，中国有7亿人口，它现在还不是一个强国，但20年后将成为强国，50年后将成为异常强大的国家。这些预言，都一一实现了。
（本文参考了张锡昌著《四十年法国缘》、黄庆华著《中法建交始末》、徐晓亚等著《百年中法关系》以及《黄镇传》等）
发于2024.1.29总第1127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中法建交风云
记者：宋春丹
